盛夏时节，上蒸下煮，相信大家都已经热得受不了了。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乾元二年，诗人杜甫也正在经历苦夏，为此他还创作了《夏日叹》和《夏夜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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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画像

你看他写白天：

夏日出东北，陵天经中街。

朱光彻厚地，郁蒸何由开。

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

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

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

太阳从东北方升起，正午时高悬在天中。炽热的光线晒透大地，沉重的闷热始终无法消散。上天太久没有打雷下雨了，然而即使有零星的雨泽也不济事，因为田土已经干燥得黄尘飞扬。飞鸟、池鱼都因为炎热与干旱而死。这是酷暑中白天的景象。

而到了晚上他则感叹：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

安得万里风，飘飖吹我裳。

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

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

虚明见纤毫，羽虫亦飞扬。

白天太过漫长，日头好像永远不会落下去一样，暑热熏蒸得人心情烦躁。好不容易等到月亮出来，只恨夜晚短暂，万里长风当然不会有，权且开窗享受一下微乎其微的凉意吧。

这一番从早到晚对酷暑的控诉，是不是和当代的我们在情感上别无二致呢？鲁迅曾经这样评价：“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说的大概就是杜诗对生活现实的深刻体察。

然而杜甫超越常人的地方，在于身处如此严酷的天气中，他能看到广大苍生正在遭受更为深重的苦难：“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由于安史之乱连年战争，万民流亡，赤地千里，士兵远戍，不得还乡。夏季的干旱和酷热使情势更加悲惨：百姓的田园荒芜；士兵洗不上澡，只能忍受着热浪无奈相望。他忧心黎元，甚至到了食不下咽的程度，急切地期盼着贤臣良相、太平盛世的出现。

事实上，乾元二年是杜甫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从老家洛阳探亲结束返回华州司功参军任上，此前尽管肃宗身边左拾遗的生活已经让他意识到终日侍奉帝王的可怜与狭隘，他仍对于外贬怀有牢骚。但在这趟旅途中，唐军相州大败带来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促使他写下了千古名篇“三吏”“三别”，将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境况真真切切、毫无保留地揭露出来，“忆在潼关诗性多”。

“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上海博物馆藏赵葵《杜甫诗意图》（局部）

出身贵族家庭的杜甫不是一个天生懂得怜悯百姓的人。青年时代他壮游山水，放荡清狂，自然不知民间疾困。只有到三四十岁寄食长安求官失意的时候，他才目睹了所谓盛世之下朝廷腐化、奸臣弄权、边战不断带来的征役、赋税之苦，开始替人民说话。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政治经济动荡，普通百姓遭到的盘剥却日益深重。他的诗被流亡逃难过程中的种种切身体会淬炼得笔调愈发跌宕起伏，情感愈发深沉蕴藉，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篇篇现实主义的不朽杰作，也为他赢得了“诗史”的美名。所谓“诗史”，当然不是宏观层面的大事纪，而是更为广阔、更为具体、更为生动的生活场面，是深入生活的褶皱，从细微处见真实。

当然，熬过大暑这段难挨的日子，就不只短夜才有微凉了，而杜甫也即将迎来他企盼中的人生的“清凉”。乾元二年立秋过后，因为鄙弃污浊的时政，他最终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他辗转陇右来到成都，在亲友的帮助下，于城西浣花溪畔经营起“杜甫草堂”。

且看转年的上元元年，同样在炎热的夏天，他是多么闲适自在，轻松愉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希望正在饱受苦热摧残的我们，都能为自己的内心寻到一方宁静的栖所，不再烦躁易怒或是精神不振，但能心静即身凉。